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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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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科技信息网 发布日期: 2008-05-04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从文化角度来审视人类的治水历程,引导社会的治水实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生态文明,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一、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文化观

         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水资源管理长期以来倾向于从技术的角度去解决世界日益严重的水问题。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尽管科学技术对了解水循环和利用、保护水资源至关重要,但是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某种程度上说,水资源管理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文化进程。

         1.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系统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只有当人类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人与自然大系统的一部分的时候,才可能真正实现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从水资源的形成和运动规律来看,水资源具有系统性,流域是具有层次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复合系统,由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环境系统、水资源系统构成,并通过水量、水质与人类的开发、利用、保护形成了互动关系。从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的实践来看,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转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相互依存,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紧密联系,因而要加强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统一管理。

         2.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自然观。水的最普遍的特性就是循环性。通过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人类改变了江河湖泊的关系,改变了地下水的环境状况,也改变了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转化路径。这种改变如果超出了一定的度,就会严重损害水的循环,甚至导致循环系统的崩溃。例如,上游无节制地引水,会导致下游河湖的干涸;过量的地表水利用,会损害地下水的补充。自然界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各种生物的种类、数量和空间配置在一定时期均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并具有特定的能流和物流规律。只有遵循并利用这些规律来改造自然,人们才能持续取得丰富而又合乎要求的资源来发展生产,从而保持洁净、优美和宁静的生活环境。

         3.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价值观。纵观古今中外,从价值的角度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外乎三种观念:一是“极端的人类中心论”,即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人对自然有着绝对的自由支配权,根本否认自然的价值、尊严和自然权利。二是“极端的自然中心论”,把自然的价值与人类需要的价值割裂开来,认为有独立于人类实践之外的自然价值,主张以生态为中心、一切顺应自然。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论”,这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扬弃,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现代科学发展告诉我们,河流不仅具有供水、灌溉、发电、航运和旅游等直接的经济价值,还有水体自我净化、水分涵养与旱涝缓解、植物种子传播和养分循环等重要的生态价值,以及满足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心理依赖和审美需求的美学价值等。这些功能价值往往是间接的,却又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4.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历史观。历史地看待水利实践过程和当今水资源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总结历史。在我国几千年的治水史上,既有顺势而为、造福黎民的成功经验,也有逆势而行、遗患百姓的惨痛教训。要认真总结我国历史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治水的经验和教训,尊重自然规律,科学治水。二是分析现状。我国目前存在的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等四大水问题,既是治理问题,也是经济社会问题。例如,水污染这一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几百年累积的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就集中暴露出来。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三是面向未来。既要开发利用水资源,又要维护水生态平衡;既要满足当代人对水的需求,又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文化效益

         1.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文化产品多样性。一是物质文化产品。数千年来,我国古代治水实践创造了都江堰、大运河、坎儿井等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三峡、小浪底、南水北调等重点工程在内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赋予了新的时代文化特性。二是精神文化产品。例如都江堰的修建,本身就是古代人民利用水流自然规律造福人类的实践,工程在2200多年的利用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都江堰文化;京杭大运河的开挖,贯通南北,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运河文化。三是制度文化产品。我国古代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创造了不少制度形态,例如上下游水资源利用的协商制度、灌渠自主管理制度等。近年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松辽水利委员会等流域机构在宁夏、内蒙古等地和大凌河流域开展了水权转换和水权分配试点工作,通过地区间与行业间的民主协商和利益补偿,引导水资源向高效率、高效益领域流动。

         2.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对文化交融的推动。与欧洲水系比较,我国水系的内部统一性十分明显。西北的高山大漠与东南的汪洋大海,以及由此而来的江河汇东流、运河通南北,这一切均构成了我国独特而又相对封闭的山围海绕的地理环境。因此,自秦汉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大陆内聚型农业传统文化心理。治水则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例如,京杭大运河不仅仅是水利与运输通道,南北不同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也通过运河而交汇、碰撞、融合。再如,三峡工程的修建,不仅改变了三峡地区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风貌,还提供了新的文化景观,三峡工程本身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同时,百万三峡移民的成功安置,也加速了库区与外界的文化沟通,带来了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巨大变化。

         3.水资源利用与保护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古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工程布局和“深淘滩、低作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治水方略,就以不破坏自然资源为前提,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调统一。近年来,我国水利工程建设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运行,开始注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例如,在长江流域开展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措施,平退圩垸1461个,还江还湖2900平方公里,增加蓄洪容积130亿立方米。这是我国历史上自唐宋以来第一次从围湖造田、与水争地,自觉主动地转变为大规模的退田还湖、给洪水以出路。

         4.水资源利用与保护为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基础。水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水资源纳入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形成有利于节约水资源和保护水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在实践中,我们一方面加快推进节水防污型社会的制度体系建设,从源头上使城市建设和工农业布局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和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在100余个不同类型地区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积极推广节水防污综合措施,提高用水效率,遏制水环境恶化趋势,减少对水体的污染。

         三、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文化自觉

         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问题,必须从文化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观念和思维、目标和行动、政策和策略,注重治水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水利。

         1.科学制定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方案。在流域层次上,按照在开发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开发的原则,科学界定不同区域、不同河流、不同河段的功能定位,研究提出维护河流健康的标准体系。在区域层次上,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水资源紧缺地区,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要与两个承载能力相适应,严格限制高耗水、高污染项目;在洪水威胁严重的地区,城镇发展和产业布局必须符合防洪规划的要求,严禁盲目围垦、设障、侵占河滩及行洪通道;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行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方针,严禁不符合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在工程建设与调度管理层次上,科学确定开发利用和保护目标,优化工程布局,协调工程功能,采取综合手段改善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和水环境质量。

         2.依法规范水资源利用与保护行为。水资源利用和保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表面看来似乎是技术问题,但究其实质则是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最根本的要靠制度来约束,靠加强社会管理来矫正。一要健全水法规体系。针对涉水事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资源配置、节约保护和流域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建设,继续推进《水法》配套法规和规章制度建设。二要进一步落实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防洪影响评价、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采砂许可、水土保持预防监督等相关制度,核定流域内各河流水功能区的纳污能力,建立健全水资源利用总量控制指标和微观用水定额体系。三要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只有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度,才能有效地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

         3.民主协商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建设。一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的关系,明确各自权限分工,建立会商机制和信息交换制度,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把流域管理提高到新的水平。二要统筹防洪、供水、发电、航运、渔业、旅游等各方面的目标,积极探索建立各方参与、民主协商、共同决策、分工负责的议事决策机制和权威高效的执行机制,着力构建统一协调、规范高效的水利突发公共事件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三要探索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补偿机制。水资源开发利用中产生的外部损益,应当计入开发利用的成本或收益之中,建立相应的资源开发利用税费征收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征收保护基金、移民等多种方式,将生态脆弱地区对河流开发的需求转向对河流保护的需求。

         4.积极营造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氛围。一要大力倡导人水和谐的生态文明观。运用多种教育手段和大众传媒工具,加深全社会对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基本水情认识,提高水忧患意识和节约保护水资源意识。二要建立健全水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制度。如定期发布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开有关决策与管理的信息和程序等,多层次地搭建政府与公众对话平台,尊重和支持公众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信息知情权。三要促进公众参与。制度安排如果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支持和遵守,制度的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总体上看,我国治水实践中的民间自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还很不发育,应鼓励和加强社会公众的参与,推进基层用水制度建设。